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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湘平:底线思维的政治哲学解读和人生哲学启示

在人类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底线思维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则明确将之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事实上,底线思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哲学,也蕴含着适用于每个人的人生哲理,即使是远离“政治”的人们,对之进行了解也是很有裨益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底线”一词多次出现,并在强调“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时,明确将坚持底线思维与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一起,作为党员干部“增强政治领导本领”,“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的重要原则要求。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底线思维多有论述,坚持底线思维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底线思维不仅在一般意义上体现了哲学智慧,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蕴含着适用于每个人的人生哲理。


一、底线思维体现哲学智慧


底线思维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是基于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思想方法,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真理性认识与行动规范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其一,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度的,追求发展必须保障底线。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而又综合交错,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定在(Dasein),并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尺度,“尺度是有质的定量……是具有特定存在或质的量。”“一方面定在的量的规定可以改变,而不致影响它的质,但同时另一方面这种不影响质的量之增减也有其限度,一超出其限度,就会引起质的改变。”这便是人们熟知的量变引起质变的普遍规律。一个事物成之为这个事物的限度,其实是该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的边界——临界线,超越了这条线,该事物就不再是其所是,而变成了其他事物。因此对于该事物而言,这条临界线也就是该事物成其为该事物的底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黑格尔揭示的这条规律给予明确肯定,并将之运用于资本的研究,认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底线思维。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发展是其永恒的特点;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发展是合乎目的的自觉追求。发展之所以可能,内在矛盾是其根本动力所在。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事物的质事实上是系统质,系统各要素发展的不平衡恰恰是系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但是,这种不平衡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度内,否则这个系统还没有等到合乎目的的发展,自身就会瓦解,导向非目的性的质变。或者说,事物发展到新质与否最后取决于非平衡因素中极端的“关键少数”。正如木桶原理所启示的,木桶能盛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高木块而取决于最低的木块。因此保障最低线是保障整体发展水平的基本前提。否则,即使某些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整个系统却未必得到质的提升,甚至会埋下了走向反面的伏笔。


其二,自由以把握必然为前提,行动自由不能逾越底线。人人都追求自由,但无论是所谓主动去做的积极自由(liberty or free to),还是免于限制的所谓消极自由(liberty or free from),现实的自由总是在一个必然世界中获得的,而不是在幻想中摆脱必然的独立任性。黑格尔最早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更是指出,“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在今天看来,这个必然世界不仅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粹客观世界,而且指一定社会构造的,最终从它们的规定性“生长”出规则、规矩、制度、纪律的那些主体间的客观事物。后一种必然建立在一定组织、共同体的共识、信任、信仰的基础上。尽管从历史的高度看,这种必然并不那么必然,总是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主体间的客观必然性又是相对稳定、确定的,事物存在的度就是维系该事物之为该事物的本质的必然要求。这些必然性、规定性的对象化、制度化事实上设定了一个场域(field),对于每一个进入场域的人来说,它们都是先验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对这些必然性的领悟也就是作为“剧中人”的身份、角色的领悟。当一个人遵守这些纪律、规矩,也就是还符合这些规定性时,那么,对于这个身份、角色而言,他是相称的、合格的;相反,他就是不相称、不合格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些规定性划定了一个范围,在此范围之内是自由的,逾越了这个范围自由就将不复存在,而这个范围的边界就是底线。


其三,事物发展有多种可能,既有好的可能性也有坏的可能性,面向未来必须预见底线——避免最坏的可能。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变化是从潜在变为现实,方向、结果并不是既定的,而是取决于各种条件、因素,因而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可能性的集合。当然,这个集合是有边界的,从人的角度看,这个可能性集合上有“顶”、下有“底”。所谓“顶”就是最符合人的动机、目的的结果,即所谓最好的结果(效果);所谓“底”就是最不符合人的动机、目的的结果,即所谓最差的结果(后果)。毫无疑问,人们总是追求最好的结果,但却往往忽视了坏的可能尤其是最坏的可能。底线思维则强调想问题、做事情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习近平就曾经明确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一论述是底线思维的精髓所在。首先,底线思维是一种在事物发展结果还未确定之前,对事物发展潜在可能性的一种超前认识,本身是一种预见、预判的战略思维。其次,底线思维最突出的特色是在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和两种极端可能性中,立足于最低点(坏处),一切工作以这个最低点为基础,由此才能有备无患。再次,底线思维的目标在于争取最好结果、实现最大期望值。最后,底线思维其实是一种直面事实、掌握主动,积极进取的思维,虽然立足于最低,但目标在于最高,功夫下在防止最低、达到最高的努力上,探“底”是为了努力登“高”。


底线思维所蕴含的大智慧在人类思想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能找到很多根据或共鸣之处。两千多年前,孟子在谈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说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就是说,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东西其实就那么一丁点,很少,坚守这一点(存之)就成为君子,而丢掉了这一点(去之)就和动物差不多。这个“几希”正是人禽相别的界线,坚守这个“几希”就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中国古人强调对未来做最坏打算的忧患意识事实上很普遍,甚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毛泽东则堪称运用底线思维最自觉、最卓越的共产党人。他强调,“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他甚至明确把最坏的可能称为“极点”,认为“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归结起来,他认为任何事情都要“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他还明确要求制定政策必须坚持运用底线思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习近平关于底线思维的思想正是对前人相关智慧特别是毛泽东相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底线思维的政治哲学解读


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思想并不是为了阐述一个哲学道理,而是着眼于治国理政、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的执政党,而是有着崇高使命的执政党。正如十九大揭示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在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奋斗——十九大指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恰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乃至整个的治国理政,都应该在这样使命中得到理解。事实上,何为美好生活(good life)以及美好生活如何可能,这是政治哲学的经典主题,也是以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为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执政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角度,底线思维思想事实上体现或映照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的一些重要方面。


民生“兜底”的制度安排同时具有政治的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十九大报告在谈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时,强调“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要求“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民生“兜底”、社会政策“托底”制度安排的集中表述。从中可见,其一,政治以差异的、复数的个人为前提,而保障每个个人的生存是政治最起码的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不平衡的现代社会发展中,必须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补齐短板,使之不落伍、不掉队。其二,正如亚里士多德当年指出的,美好生活不是单个人的生活,而一定是在公共生活中实现的,而政府的制度性安排是美好生活成为可能的基本前提。其三,民生“兜底”也是体现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要求。在终极的意义上,兜底性的民生保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必须满足的生存需要,甚至谈不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只是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一个前提——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美好生活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即外在善得到基本保障之后自主选择的生活。其四,民生“兜底”也是进行社会治理、保障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一切政治,归根到底,就是寻求、实现和维持一种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特定社会制度,建构一个在当时当地可能实现的社会秩序”。国泰民安、长治久安是古来中国百姓与统治者共同向往的,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基因,“稳定压倒一切”也就成为一条金规则。然而,稳定是一种统治合法性得到认同的状态和结果,保障或增进统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就是普惠地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抑制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说,民生“兜底”、补短板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守底线”的政治要求既是对秩序的保障也是对权力的制约。传统上,政治哲学的问题基本上可以简化为两个大的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什么样的社会是好社会。事实上,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而对于中国而言,政党政治更具有特殊的含义,那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也相应地承担起对于民族、国家、人民的无限责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突出优势。因此,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党自身的问题,而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治哲学大问题。十九大报告从全面从严治党、提高执政能力的角度强调要“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一方面,从更为广义的角度看,这里涉及一个政治哲学中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自由以认识和把握必然为前提。秩序说到底是一种有规则的状态,这种规则对人而言首先都具有一种外在性。如果说政治首先要保证一种秩序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一切政治问题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自由的规定、限制及其扩充和实施”。对于所有公民而言,自由是规则下的自由。如果说一般公民让渡了一部分权利交由国家来执行的话,党员则让渡出更多的权利,要遵守一般公民所不用遵守的党内纪律、规矩。这些纪律、规矩是不能碰触的红线,只有遵守了,才谈得上自己的自由。另一方面,作为先锋队成员的党员,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在承担更多责任同时掌握着更大的权力。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守底线”也是基于对人民赋予权力的反思性抉择,只有在监督、约束下,即把权力关进笼子中,党员干部才能“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不碰高压线,真正用好权,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


“两点论”体现了政治哲学从“坏世界”到“美好生活”的逻辑张力。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哲学的主流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主题锚定在“美好生活如何可能”上。赵汀阳提出了一个看似颠覆性的观点,认为“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做是伦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他所谓的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就是对坏世界的研究。但事实上,真正的、彻底的政治哲学从来都不是停留于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而是要立足于现实并不美好或不完美的状况——例如中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实,可谓着眼于美好生活,立足于现实生活。如果把不完美的现实世界称为坏世界的话,立足于坏世界研究政治哲学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坏世界和美好生活之间的差距与张力事实上构成了政治哲学思考的空间,也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可能空间。“政治哲学所特有的主体就是政治行动……一切行动都预设了某种对于更好和更坏的判断。”习近平在谈到底线思维时,一再强调目的是为了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避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和犯颠覆性的错误,只有在此基础才谈得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当然,立足于坏世界,着眼于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及其实践,即使有系统地努力,也未必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美好,甚至有陷入最坏的可能——这也是坏世界的一部分。尽管政治哲学一般不会预测一些具体的事件,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应该包括一种对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结果的哲学性预见。


归根到底,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底线思维,最直接是为了保障和维护一种秩序,这既指一种静态意义上的稳定状态,也指一种动态意义上的,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规则状态。然而,在这背后,是一种基于存在论的统治或执政合法性,执政者必须保证作为复数的个人能共同存在,而且是持续地共同存在。否则,执政者的合法性就面临危机。在此意义上,政治确实不能在真理与意识形态间简单抉择,在本质是一种集体的生存哲学。

 

三、底线思维蕴含人生哲理

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具有普遍性,底线思维尽管主要是从治国理政角度提出的,但是它不仅对每位党员、干部,而且对每个人的人生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的一生就是人的存在过程,与万事万物的存在不同,人的存在是“去存在(to be)”,人生因此是向着未来敞开的可能性集合;人生也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做人过程,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教育、社会影响和自己的领悟,按照对自我的理解做人的过程。包括自我理解、自我努力在内的人的主体条件与社会历史条件的耦合就决定着人生这个可能性集合的限阈。运用底线思维,可以帮助我们领悟出很多重要的人生哲理,这些哲理正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亟需的。

首先,必须保障自己生命健康的底线。人生在世,有诸多可能,但这些可能都有一个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前提,那就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死去原知万事空”,活着,一切才有可能。海德格尔确认,人必须“在世界之中存在”(In der Welt sein),在世是人的基本存在状态。马克思正是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个前提出发,发现人首先必须吃穿住行,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从而阐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人最底线的需要是生理的满足。当然,活着、在世、有生命不仅仅要保障肉体、生理的存在,而且要可持续的存在,这就是健康。世界对每个人而言就是人的世界,是他所及的世界。身体是最原始的“本钱”,没有了好身体,其他都谈不上;失去了生命,也就失去了世界。因此,爱惜自己首先是爱惜自己的身体,生命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头等宝贵的,任何更高层次的追求都应该以此为底线。古人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句话值得当今生活中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人们好好思考。


其次,不可逾越做人的底线。人来到这个世界并非自主的,其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也不是完全自主的,可见人并非像萨特所言,除了被抛外,一切都是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结果。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自由意志,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当然,这种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胡作非为,始终有自己不可逾越的底线,例如法律、道德、规矩、纪律等等。在当今时代,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思想多变,尤其是在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文化、价值相对主义日益盛行,出现非道德化、去道德化倾向,甚至一些的人丧失了基本的底线。因此,在我们进行高远、高层次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教育的同时,亟需强调公共底线特别是底线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所谓底线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共识与规范,只要是人就不能逾越这一底线,逾越了就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对于每个人而言,遵守做人的底线是最起码的自律。而且,由于人的素质、境界的差异,每个人理解的底线也是不一样的,自己理解的底线越高也就意味着自身素质越高,但任何人的做人底线都不应该低于人类的公共底线。


再次,凡事要预见最坏的可能。生活中有些人之所以过得不幸福,在遭受挫折时甚至出现自杀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只是想着最好的结果,从来或很少想到最坏的结果,最后难以承受意料之外的后果。如果预见了最坏的结果,生活回馈的往往比最坏好一点。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做最坏的打算,就是这样一种有备无患的人生智慧。当然,最为终极的最坏可能是死亡。所谓想到这个极点,在最坏的可能性上确定策略,在西方哲学中就是向死而生。当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和海德格尔说只有自由地去就死才能赋予存在以至高无上的目标时,其实是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基于一种极端情况即死亡的反思。当然,哲学意义上的死亡不仅仅指自然生命终结的那个端点与时刻,而且还指那些终我一生一直在威胁着我们,试图使我们丧失本真的存在状态,成为非存在的那些东西,例如焦虑、空虚、无聊、罪过、孤独、荒谬等等。这种意义上的死亡威胁并不是病态的,而是我们存在的真实和不间断的一部分。不正视它就谈不上正确对待它。因此,凡事都要预见最坏的可能,而整个人生都需要预见非存在的威胁。


复次,永远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我们注定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存在,各种非存在的威胁始终如影相随。但是,人是有思想、追求的意义存在物,他不仅是“去存在”(to be),而且是在万物中“站出来”的存在(existent),使世界“在起来”的存在(being)。他总是试图超越自己的有限性,追求无限与不朽,当然这种无限与不朽都是价值意义层面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寻找和创造人生的意义,有了这种意义的支撑,就具有了面对和战胜非存在威胁的存在的勇气。古往今来的思想家都认为,人生终极的意义在于幸福。幸福是什么?人们理解很不一样,但幸福与美好生活相伴,都指向人们对于生活状态积极肯定的、愉悦的、质的感受,是一种理想的、好的存在状态。因此,人生的前提和底线是存在(being),而目的与意义就在于好的存在(well being即幸福)或美好生活(good life)。我们要预见最坏的可能,要研究坏的世界,目的是为了避免它、改变它,为了自己的存在和更好地存在。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是生活和人生意义的自澄明。


最后,树立一种超越积极与消极、悲观与乐观的悲剧意识。人生应该追求美好幸福,并非一种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人生应该预见最坏的可能,也不是一种消极悲观。人生的态度也不应该是简单地乐观、积极或悲观、消极,而应该是既积极又消极,既乐观又悲观,是积极与消极、乐观与悲观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的态度就是悲剧意识的态度。悲剧本是一种戏剧概念,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著名论断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对于每个人而言,这种冲突就可以理解为良好愿望在实现中得不到实现的矛盾,这是人生的常态。如果只是一味地想着最好的结果,从不预见不理想的结果,也就是一味地盲目乐观、积极,最后即使在别人看来是不错的结果,也会理解为不可承受的痛苦与伤害,不少在鲜花掌声中长大,稍遇挫折就厌世甚至自杀的青少年的病灶就在于此。当然,如果一味只想着最坏的结果,在忧虑中放弃努力,也就是一味的悲观、消极,也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是运用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便是两者的辩证统一,“知其不可而为之”,不因积极而盲目乐观,不因消极而放弃努力。或者,我们也可以把悲剧意识理解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反思性的积极,这是对待人生唯一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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